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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獎得主:如何尋找下一個阿里巴巴

發布時間:2014-10-08

       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德-菲爾普斯(Edmund Phelps)是中國的常客了。就在約見他的頭天晚上,這位81歲的經濟學泰斗剛從中國飛回紐約。“短短一個周末,我輾轉去了五個中國城市做演講。七天之后,我還要再去中國。”菲爾普斯告訴我。

  于是,在哥倫比亞大學見到他本人的時候,他看起來相當地疲憊:“回程的飛機延誤了三個多小時。”但當我向他問起是否聽說過阿里巴巴的時候,他卻一下子精神起來:

  “阿里巴巴上市的消息過去幾周占據了美國各大財經媒體的頭版頭條,我不可能錯過這樣的消息。”

  9月19日,阿里巴巴成功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創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IPO。上市當天紐交所擠進了150多家中國媒體,東京電視臺等日本媒體也對阿里上市高度關注。此外,馬云還接受了CNBC、彭博、福克斯等美國主流財經媒體的專訪,上市現場盛況空前。

阿里巴巴上市當天阿里巴巴上市當天

    草根經濟是阿里成功之本

 “阿里巴巴無疑是中國最具創新精神的公司之一。”菲爾普斯表示:“許多偉大的公司都是由一位富有遠見的創新者所領導,比如上世紀20年代亨利-福特領導下的福特公司,以及斯蒂夫-喬布斯的蘋果(98.75, -0.87, -0.87%)公司。”

  在菲爾普斯看來,阿里巴巴某種程度上也屬于這種類型:“馬云無疑是公司最強有力的領導者,最一開始由他發起并帶領公司創新。”

 “但當阿里巴巴發展壯大之后,持續創新就需要更多的普通員工參與。阿里巴巴剛成立的時候,只需馬云本人有遠見和創新精神就足夠了。但五年、十年之后,其他人必須參與到創新的過程中。”

  這呼應了菲爾普斯在2013年所著新書《大繁榮》中的觀點。在《大繁榮》中,菲爾普斯認為一個社會的興盛繁榮取決于這個社會的民眾是否有參與創造、探索和迎接挑戰的愿望:“大多數創新并非是亨利-福特這樣的孤獨夢想家所帶來的,而是由千百萬普通人共同推動,正是這種大眾參與的創新帶來了繁榮興盛。”

阿里巴巴集團阿里巴巴集團

  巧合的是,菲爾普斯對“草根經濟”的敬畏與尊重,與馬云所倡導的理念也不謀而合。在阿里巴巴上市當天,站在紐交所敲鐘臺上的不是馬云,也不是阿里巴巴的高管或投資人,而是來自阿里巴巴的八位普通用戶。對此,馬云這樣向我解釋:

 “我們這些人上去亮相,多一次少一次,其實沒有太大意義。但對這八個人卻意義重大。我曾經提過很多次,‘中國十大經濟人物’可以有小網商或者快遞員。我沒法左右那個評選,但讓八位客戶上去敲鐘是我可以決定的。我覺得他們才是中國經濟的未來。如果真要說表達什么信息的話,那么我們是真心誠意認為,他們的成功才是我們的成功。”

新浪財經紐約站記者孫思遠和馬云新浪財經紐約站記者孫思遠和馬云

  為什么美國沒有阿里巴巴

 “美國的創新正在不斷衰落。”菲爾普斯向我抱怨道。如此評價一個曾經誕生過微軟(45.51, -0.58, -1.26%)谷歌(563.74, -13.61, -2.36%)、蘋果等世界級創新企業的國家,似乎有些難以理解。

  在菲爾普斯看來,美國宣揚的價值觀是所謂的“社會保障”,即保護彼此免于競爭,包括保護公司免受其他公司競爭:“這種價值觀由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提出,并在其1930年推出的新政中得以實踐;毫無疑問,羅斯福是一個備受尊敬的偉大總統,但他的這些理念卻不幸地影響了美國后來的發展。”

 “如今的美國勞工受到法律保護,政府為了不讓民眾失業,開始保護本國公司,讓它們免于國際競爭,甚至身邊的競爭;這也是為什么美國公司可以得到政府補貼,有些公司還有特殊立法,甚至特殊豁免權。”菲爾普斯這樣闡釋道。

 “這令那些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很難進入一個新領域,并將想法付諸實踐,因為他們會遭遇一系列管制。”菲爾普斯舉例道:“比如,對于初創企業來說,美國的稅收制度太復雜了,它們雇不起會計來做這些事情;而大公司顯然不關心這個,它們可以雇傭稅務專家來做這些事,但小公司就無法負擔這筆開支。”

  菲爾普斯在《大繁榮》中引用過一位美國商人的話:“如果我要成立一家公司,我需要雇傭的律師會多過工程師。”這也是菲爾普斯眼中美國創新衰落的根本原因。

馬云向美國投資者揮手示意馬云向美國投資者揮手示意

  賄賂和官商勾結是死路一條

  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高速發展,造就了魚龍混雜的市場環境,也催生了腐敗與不公。對此,菲爾普斯直言不諱:“賄賂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情,它阻礙了創新,尤其在規定繁多的經濟體中。為什么要出臺這么多規定?因為這會給受賄者帶來更多機會。”

 “但你不希望那些有抱負的創新者為了生存而行賄。如果沒有那些繁雜的規定,也就沒有什么好賄賂的;如果官員手中的權力對你沒有意義,你也不需要去賄賂官員。”菲爾普斯如是說。

  對于這個問題,馬云給我的回答與菲爾普斯驚人地相似:

 “我們痛恨不公,自己也絕不會這樣做。別人說阿里起來有多少背后的政府關系,但是阿里和高官子弟在一起有什么好處?我們是要拿地,還是銀行貸款,還是稅收優惠,還是政府補貼?我們什么都不要。”

 “阿里沒有找銀行和政府要過一分錢,沒有找政府要過土地,沒有要過一分稅收優惠。我們沒有動機,也從來沒有想過去靠腐敗賄賂。阿里不是搞關系走出來的。阿里的任何人敢這么做,我馬上開除他。不要說政府,如果阿里任何人和企業之間存在經濟賄賂,我都想活煮了他。”馬云斬釘截鐵地對我說。

“不要說政府,如果阿里任何人和企業之間存在經濟賄賂,我都想活煮了他。”馬云斬釘截鐵地對我說。  “不要說政府,如果阿里任何人和企業之間存在經濟賄賂,我都想活煮了他。”馬云斬釘截鐵地對我說。

  如何尋找下一個阿里巴巴

  不久前,菲爾普斯曾與天使投資人徐小平在紐約“正青春”論壇上有過一段對話。徐小平表示,與美國的創新者相比,中國的創新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菲爾普斯當即提出了異議,在他看來,中國的創新并不比美國差。

菲爾普斯當即提出了異議,在他看來,中國的創新并不比美國差。菲爾普斯當即提出了異議,在他看來,中國的創新并不比美國差。

 “根據我們的研究,中國在2005至2010年間的創新增長率是每年1%,這個數字與美國是一樣的,并不比美國差。”菲爾普斯對我說:“可我后來才意識到,徐小平是從產量的絕對增量來思考這個問題,絕對增量是由經濟中的全部創新所產生;而我所談的是相對增量,即百分比增長。所以我們都是對的,就絕對增量而言,他是對的。”

 “我對于中國經濟在創新領域所取得的成就,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過去五年、十年因創新所帶來的生產力增長。”菲爾普斯話鋒一轉:“但是我確信,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是被區域化了的,大多數成就集中在沿海地區,類似廣州、深圳這樣的地方。”

 “所以,我并不認為中國達到了美國在19世紀的創新水平。”他總結道:“但中國人對于創新的熱情正與日俱增。如果每個商人都在思考怎樣提高生產力、做出更好的產品,創新將在整個國家呈星火燎原之勢,每次想到這兒我都激動不已。”

 “但嘗試創新意味著巨大的不確定性。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經濟體,人們需要不斷嘗試創新,并做好面對不確定性的準備。”菲爾普斯補充道:“人們要對即將踏上的未知旅途充滿期待,我不知道這種精神在中國是否廣泛存在,但馬云似乎已經投身其中,并做出了表率。”

  下一個阿里巴巴究竟在哪里?誠如馬云自己所言:“如果阿里可以成功,那么80%的人都可以成功,只要你勤奮、努力和學習,愿意改變自己,替別人多想想。阿里只是中國的一個先鋒,我們十五年可以走到現在,也證明了這種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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